北京大学燕南园61号
，纪念暨世界反一座掩映在苍翠中的中国战争争胜古朴小楼，这里曾是人民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生活60余年的居所。15年前，抗日抗战在这座小楼的法西阳台上
，一份名为《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的斯战幸运28网站排行纸稿本被意外发现。这份略微泛潮的利周路年手稿，是年孤侯仁之经典之作《北平历史地理》的研究起点，更见证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岛引抗战往事。1940年冬到1941年夏，前后正值抗战最艰难的侯仁时期，青年侯仁之冒着生命危险，秘密与地下党单线联系 ，纪念暨世界反秘密护送一批批进步学生，中国战争争胜突破日伪封锁，人民从孤岛奔赴抗日根据地
。珍珠港事变后，侯仁之不幸被捕入狱。面对虐待欺辱  ，他不仅未吐露半点机密，还在狱中构思了《北京都市地理》的腹稿。他的女儿侯馥兴说：“那一年父亲30岁 ，国家危亡时刻，经颠危骇浪，三十而立。”青年时期的侯仁之“我这位院士曾是个‘囚犯’”1941年12月28日上午11点，天津法租界海大道76号 ，一位刚过30岁生日不久的青年，正准备撰写一篇酝酿许久的专题论文——《北平金水河考》 
。突然 ，一群法国巡捕带着日本宪兵闯入
，搜查房间 ，掀开床铺 ，抄走摊在书桌上的书籍和图纸，押走了准备写作的青年。第二天 ，青年被戴上手铐 ，解送到了北平沙滩红楼的日本宪兵队本部。这位青年就是后来被誉为“北京通”的侯仁之。在北京人的印象里 ，侯仁之这个名字自带太多光环：确定北京建城之史、力主保护莲花池、呼吁修复后门桥……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他还是“中国申遗第一人”
。这样一位学术大家
，因何被日寇逮捕 ？原来，尚未成名的青年侯仁之，曾有一段与中共地下党合作的隐秘经历。那是抗战最艰难的年代，初为人师的他与地下党单线联系，秘密护送一批批进步学生 ，突破日伪封锁，从“孤岛”奔赴抗日根据地 。被捕入狱及三年缓刑
，是侯仁之一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。晚年被问及 ，他只是淡然一笑：“好多人还不晓得 ，我这位院士曾是个‘囚犯’ 。”2009年
，中国科协牵头启动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侯仁之的女儿侯馥兴应邀参与 ，开始整理家中资料。在燕南园61号留存的信札 、手稿中，她像拼图一样，拼出了这段往事的惊心动魄 。最令人意外的是，2010年4月26日，她在清理家中阳台堆积的资料时 ，无意翻出几叠纸稿本。稿本略微泛潮 ，大体完好，封面上赫然写着“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这份手稿正是侯仁之抗战往事的见证 。他的儿子侯帆星告诉记者 ，被捕前几年  ，父亲已经在北京城及近郊做过很多野外考察
，身陷牢狱的日子
，他思念故都 ，于是开始以“北京都市地理”为题 ，构思专著。后来在缓刑期间，将“狱中腹稿”见诸纸端。七年后 ，他以这份腹稿为起点 ，完成了英文博士毕业论文《北平历史地理》——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部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专著 。侯仁之常说 ，他对北京“知之愈深，爱之弥坚” 。而在侯帆星眼中，父亲爱北京，更爱国。出生于辛亥之年，历战争之苦难
，青年时期的父亲秘密护送学子，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侯仁之的父亲一直期待他成为一个医生。然而，1931年秋，侯仁之在潞河中学读高三不久，日本就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 ，侯仁之和同学们一起宣传抗日、抵制日货 、参加军事训练。但到了年底，政府却严令再也不许提抗日
。沮丧烦闷的青年正憋着一口气
，《中学生》杂志上的幸运28单双如何稳赢一篇文章为他拨开了迷雾 。文章“不长 ，但写得特别好”
，几十年后侯仁之还记得，文章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 ，要“到民间去” ，“我们所要下死功夫研究的，就是怎样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
，真正去唤醒民众 ，做有效的抵抗”！那篇文章的作者是顾颉刚
。侯仁之当时并不熟悉这个名字，但他忍不住想，怎么才能到民间去呢？他想回乡当一名小学教员
，教孩子们抗日救国的道理。潞河中学的陈校长却建议他，可以投考顾颉刚任教的燕京大学历史系 ，弟弟侯硕之也来信，用鲁迅弃医从文的例子鼓励兄长
，“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 。就这样 ，1932年夏天，一腔爱国热情的侯仁之走进了燕京大学历史系 ，投师于顾颉刚门下
。入校不久，散发在校园里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火把》，就吸引了侯仁之。1935年12月9日那天，天还未亮 ，他就等在游行队伍中 ，到达西直门时城门紧闭
，进不了城
，他便随小分队直奔西直门火车站，向铁路工人宣传抗日。然而  ，日寇终究还是进城了 。1937年7月
，北平沦陷。隆隆炮声中，有基督教背景的燕大 ，成为沦陷区青年学生免受奴化教育的一座孤岛 。此时 ，侯仁之已经在攻读硕士研究生，导师顾颉刚因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单 ，仓促离开北平。侯仁之的学业还要继续，便转为洪业的研究生 。洪业学贯中西，是与钱穆、顾颉刚 、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家 。而对侯仁之来说，洪业不仅是学术道路上的良师 ，引导自己走上一生治学的历史地理之路 ，他的言传身教与坚守气节，更让侯仁之在人生最难熬的三年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最终“无憾于今生”
。1980年
，侯仁之夫妇在美国看望夏仁德夫妇“这是爱国的事情”1940年6月 ，侯仁之研究生毕业，留在燕京大学任教 。就在那个暑假 ，校务长司徒雷登把他叫到办公室，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请求：希望他在教学之余，兼任学生生活辅导科科长
。这个科室隶属于教务处，仅有一名教师 ，却肩负着燕大新生从入学到毕业离校期间所有的生活难题 。自1932年入学，侯仁之在燕园生活了8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更熟悉园子里的老师同学，司徒雷登选中他，再合适不过 
。不过 ，他一开始并不愿接手这项行政工作，那时 ，他已经深深迷上了历史地理这门“冷”学问 
。按照导师洪业的规划 ，这年秋天他本应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 ，只因欧战爆发，未能如期成行 。在他心中
 ，教书治学才是至爱，用他自己的话说 ，“书呆子”就愿意教书
。可当他把此事告诉老师时 ，洪业却郑重地叮嘱他 ：“这个一定要做，这是爱国的事情 ，帮助同学成长的事情 。”洪业的思虑不无道理——燕京大学虽如孤岛，但并非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看似宁静的表面下，日本人无时不在打燕大的主意。燕大学生文彬如碰到过日本人企图栽赃陷害的一幕丑剧：“1938年一个下午 ，我骑着车子沿本校墙向老虎洞走去。瞥见两个穿西装的人，一个面向校墙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身后人持机拍照
。”显然 ，在沦陷区 ，光天化日之下爱国人士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是日本人玩的鬼把戏。文彬如觉得事态重大，骑车迅速从南门回到学校汇报。第二天
，果然见日本人持照片向学校索人 。幸运28信誉群1940年初冬，研究生冯树功从西直门骑自行车回校途中 ，惨遭日本军车撞击身亡。在追悼会上，研究生院院长陆志韦凛然陈词 ：“我觉得当今世界上弥漫着一股貌似强大的势力，正在控制着你们，压迫着我们 ，正是这股势力夺走了我们年轻轻的冯先生的生命……”话音未落，人群中的饮泣突然爆发成全场痛哭。此情此景，即便是在孤岛燕园 ，如何安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血气方刚的学生渴望自由，然而，自抗战爆发后 ，有家人遇难者 ，有联络断绝者 ，学生经济困难连维持生活都捉襟见肘，更遑论穿越封锁线的艰险
。不知洪业是否预知了学生们的困境和向往 ，他帮侯仁之想了一个主意 ，不要一个人做生活辅导科科长，可以请德高望重的美国教授夏仁德任主席，侯仁之当秘书，再从文、理、化三学院各选一位年轻教师 ，共同组成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 。如此，1940年6月  ，学生生活辅导科改组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唯一的意外是
，侯仁之没有担任秘书
，而是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席 。表面看来 ，委员会有点类似今天很多大学的学生资助中心，主要为学生安排勤工俭学的机会。实际上，侯仁之还肩负了一项更重要的使命——他在口述中这样回忆
：“那时经常有些学生因为思想问题来找我，最后发现一些学生愿意到内地去抗战……有的要参加八路军 。”学生满腔爱国心，可侯仁之走上讲台不过半年，比学生大不了几岁  ，要逃离沦陷区，单枪匹马的他不可能做出周密计划 。与夏仁德商量后，两人去找司徒雷登。没想到 ，司徒雷登不仅坚决支持 ，还明确表示 ，凡是自愿离开沦陷区的学生，无论是要去大后方 ，还是要去解放区 ，都由他们自己决定
。无论去哪里，凡是经济困难的
 ，都可由学校资助 。1940年寒冬，侯仁之亲自将十来个学生 ，分批送上了开滦煤矿的运煤船 。船是司徒雷登提前联系好的，学生们将走水路直达上海，再进入内地 。这条路线显然是慎重考虑后的最优选择，船是英国船 ，靠岸的码头属于上海租界，全程只需经过塘沽上船时的一道检查，船一开动
，便无后顾之忧 。尽管如此，师生们还是慎之又慎。燕大新闻系学生杨富森回忆 ：“大家尽量装扮成商人模样 ，从来不喜欢戴帽子的我 ，也找了一顶破毡帽戴在头上；一向是注意边幅的，居然一个星期不梳头不刮脸 ，希望能闯过这一道难关 。”所幸
，十几位学生都安全抵达上海。在那里，有人搭乘小船沿海岸南下 ，到尚未被日寇占领的福建沿岸登陆
 。有人乘火车经南京、徐州到开封 ，再步行30多公里，穿过一片荒无人烟的“无人区”  ，最终渡过黄河，进入自由区。这后半程的惊险坎坷
 ，彼时的侯仁之无从知晓 ，亦无暇顾及。因为在燕园还有一些向往解放区的学生 ，盼着他传来“走”的信号 。燕南园61号“我们是同路的”第一批学生南下不久 ，新闻系学生陈晶然（后改名陶军）找到了侯仁之 ，他要离校投身抗日战争
。这位后来成为教育家和外交官的青年，当时已是燕园里小有名气的才子 。侯仁之记得 ，他擅长中英文写作，为人豪爽热情，是学生活动中的积极分子  。这样的热血青年要去解放区，侯仁之并不意外，只是坦言目前尚无稳妥路线 ，但可以想办法。说起来 ，平西抗日根据地就在西山，距离西郊的燕大并不远 。同学们私下议论时常说
，幸运28单双牛人算法翻过山去
，就是八路军活动的范围 。实际上，这段不算长的路程却危机四伏。1939年夏天 ，燕大英籍教师赖朴吾与林迈可一同去根据地 ，赖朴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北平的郊区不是战争前线，但凡被日军占领的农村、铁路 、公路都有筑防。我们想要从小路穿过这些设防的农村，直达妙峰山顶 。但我们不清楚哪些村庄是亲日的
，哪些是秘密地忠于游击队的。如果没有向导，我们就无法实现我们的计划。”最终，还是一位对西郊群山了如指掌的地下党带路 ，赖朴吾和林迈可一行才顺利穿过樱桃沟，翻越妙峰山，途经平西的萧克将军司令部 ，继而前往晋察冀边区 。外国人尚且如此，中国学生翻过山去更是难上加难 。说来也巧，正当侯仁之为路线发愁时
，好友陈絜出现了
。陈絜（即陈矩孙）与侯仁之师出同门 ，是历史系洪业和邓之诚教授的得意门生。只不过，与燕园有名的长跑健将侯仁之相比 ，一身绸缎马褂的陈絜被大家戏称为“陈胖子” 。他体形肥胖 ，不穿洋服，脚上一双缎子鞋，有时在校园里也不走路
，而以人力车代步 。他还有个张扬的身份——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之孙 。乍一见晃荡在校园里的陈絜，估计谁也想不到，他竟是个中共地下党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
，陈絜是燕大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本科毕业后他去了延安 ，1940年接受中共中央派遣又返回燕大 ，以研究生和司徒雷登秘书的身份为掩护，实则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活动。他的堂弟陈长歌在《怀念陈矩孙同志》一文中写道
：“司徒雷登明知陈絜是‘左派’学生，却愿意聘他为秘书 ，让他当挂名研究生
，是要利用陈絜的情报工作；陈絜也将计就计 ，利用司徒来掩护自己，并从那里获取某些情报 。”陈絜不止一次对侯仁之讲过解放区的情况，得知侯仁之帮助学生南下  ，他主动提出，还应该送学生去解放区，解放区就在西山里面，那里很需要知识分子 。两人一拍即合，从1940年冬天到1941年夏天，在陈絜的周密安排下 ，侯仁之先后送走了三批十几名学生前往解放区 。最初两批走的路线与赖朴吾
、林迈可一行基本相同，翻山越岭
，穿山沟，走小路，先到妙峰山的平西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 ，再由八路军安排下一步的行程 。第三批则是先设法乘火车沿平汉线南下，到达河北河南交界处的磁县 ，再步行转入太行山，目的地是河南林县的抗日大学。此事与学生南下不同
，要绝对保密。事过多年 ，侯仁之还记得陈絜叮嘱他的一句话，两人之间是“单线联系”——这是侯仁之第一次听说这种地下工作的特殊纪律，他当时还不太懂“单线联系”是什么意思，经陈絜解释，不由感叹，这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信任。侯仁之始终恪守这一原则，连对夫人张玮瑛都守口如瓶 ，只负责一丝不苟地传递信息。侯帆星告诉记者，晚年的父亲对当年的“机密”细节仍记忆犹新：要走的学生只能四五人同行 ，每人携带一点干粮 ，打扮成去郊游的样子；一旦接到通知
，立即登程；为了确保沿途安全，必须等待带路的人前来接头，接头暗语一定要在出发前夕才能告知学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第二天就要走了，当天晚上学生宿舍熄灯之前，侯仁之当面把接头方式和暗语传达给每一个要走的学生：明天早上八点钟 ，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时，准时到达前去颐和园中途的挂甲屯村。在那里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来，就可以问他：“老乡 ，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我们是同路的”，那就证明是带路人 。老乡答完话后会转向路北的一条石板道，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这时要隔开一段距离跟着他 ，一直进到圆明园。因只负责传递信息 ，幸运28下载决不去现场 ，学生们走出燕园之后的事情 ，侯仁之只能从陈絜口中略知一二
。据说，学生们先隐蔽在圆明园的废墟和偏僻的村子，然后沿着行人稀少的小道
，直奔妙峰山，也就是平西的萧克司令部所在地。听说，一个名叫吴寿贞的女学生
，已经进入了西山，却突遭日寇袭击，不幸牺牲在路上。“这个女生是我父亲班上的，性格恬静而且十分用功。”侯帆星回忆 ，父亲每次说到牺牲的吴寿贞 ，就要伤心流泪，“经父亲联系送往解放区的学生，她是唯一牺牲的一个”。《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手稿夏仁德的秘密活动1941年初 ，侯仁之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 ，陈絜告诉他
 ，上级传来指示
，凡进入解放区的学生，必须预先注射白喉、伤寒等疫苗。侯仁之知道，校医院的吴继文大夫是自己人，便请他亲自为学生注射 。但是，校园里四处潜伏着敌伪密探和特务
，在校医院公开注射疫苗必然引人注目，在哪里注射疫苗最安全隐秘呢？侯仁之左思右想，想起了同处一个办公室的夏仁德。最初，洪业给侯仁之支招
，建议夏仁德担任主席，是看重学生对他的敬重和爱戴。与斯诺、林迈可等活跃在燕园的外国人相比
 ，美籍教授夏仁德的名字今天提起来多少有点陌生。但在燕园同窗的记忆中
，夏仁德开设的“心理卫生”是全校公认最叫座的一门课，有一年全校八百人竟有一百多人选修  。作家萧乾在燕园期间，获益最多的是夏仁德教的“心理卫生”，因为“它帮助我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 。而在女外交家龚普生的记忆中 ，“心理卫生”课的指定参考书中有《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进步书籍 ，她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夏仁德的课堂上。侯仁之没有上过夏仁德的课，但他知道，“一二·九”运动当天，燕大队伍被阻在西直门冻饿交加时，夏仁德为学生们送来了食物。如今两人共事大半年，他更是感受到了夏仁德对学生毫无保留的爱护 。委员会负责安排学生勤工俭学 ，学校拨付的“工资”不够时，夏仁德总是从自己的月薪中开支，但除了侯仁之 ，他不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善举。侯仁之信任夏仁德
，但他没有透露任何与解放区相关的机密 ，只是向夏仁德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借用他家中的一间房，在夜间办一件事，请他把房间钥匙交给自己。结果不出所料，夏仁德毫无保留地表示支持
。他的住处离燕园水塔（现在的博雅塔）不远，那里毗邻未名湖，是一个树木掩映的小庭院。夜深人静时，一次次注射就在这里静悄悄地办妥了 。谨守秘密的侯仁之有所不知，早在一年多前，夏仁德就悄悄资助过逃出沦陷区的学生。据燕大学生郑庭椿回忆，1939年6月下旬的一个傍晚，他徘徊在未名湖畔
，满怀愁绪 ，想走却又囊中羞涩
，就在此刻，“我迎面邂逅了夏仁德老师……他尽力鼓励我赶快到自由中国的大后方去……最后他说 ，路费若有困难，他还可以筹赠三百元作路费……”不久 ，带着夏仁德亲赠的三百元路费 ，郑庭椿悄悄离开燕园，辗转抵达大后方的昆明。夏仁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陈絜了解得更多，但作为曾经的地下工作者
，他鲜少留下文字。直到1981年
，夏仁德在美国逝世，他抱病写出《我所亲知的夏仁德老师》一文，人们才知道，这位低调的美籍教授居然参与过那么多秘密活动。1935年12月下旬
，燕大地下党支部成立，紧接着，党的地下西郊区委成立。夏仁德夫妇腾出楼下的一间客房归我们自由支配 ，把钥匙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自由进出通向院中的门 ，也可以走通向里面的甬道 。这个房间立即成为西郊区委的第二个机关……1939年初，燕京大学英国人林迈可教授同机器房的两位中国技工，前去解放区帮助八路军……林迈可小组此行
，应视为是与夏仁德先生合作的……1939、1940、1941三年中 ，燕京大学替八路军供应了多次的照相器材、印刷用品
、钞票纸
 、炸药 、无线电元件、医疗药品器械，参加者有班威廉 、威尔逊等外国人 ，而在司徒雷登与他们之间负责传达和联系者是夏仁德先生……最传奇的还要数一次破坏铁轨的试验。那是1939年寒冬，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 ，一个秘密小组摸到清华园火车站附近
，把两块锻铁打制的夹子一前一后分别嵌在两条铁轨上 。当夜 ，一列火车驶过那里时出轨翻车 ，立即引发日军惶恐 。实验成功后 ，秘密小组把两个夹子制成样品，由交通员即刻送往解放区推广使用
。这个秘密小组 ，正是由平素文静瘦弱的夏仁德亲自率领 ，其小组成员包括林迈可、班威廉、蔡一谔和肖在田 。1948年，侯仁之在利物浦大学宿舍区留影要想捕人 ，我在明处陈晶然永远记得告别校园的最后一刻，侯仁之说了一句话：“你们好了，看来隔不了几年，你们要回来救我的。”老师的话让陈晶然鼻子发酸，是啊，侯仁之何尝不想离开这座沦陷的城市？他的处境已岌岌可危
，虽说投奔解放区是机密，但学生南下不是秘密 ，恐怕他早已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更令他警觉的是
，表面平静的生活中出现了种种异常 。家中保姆老于妈告诉他，曾有一个穿西服的陌生人，趁他不在跑到家里，翻看照片和书桌；一个自称要去大后方的陌生青年突然造访，打听路线，却又消失无踪；家门口附近还莫名出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乞丐” ，终日坐在地上向过往行人求乞
。这些蛛丝马迹让侯仁之有种预感，自己很可能已被日寇盯上。事实上，陈絜曾劝他一起前往北方抗日大学。若能一走了之，自然是最安全的 ，然而当时夫人张玮瑛身怀六甲 ，实在无法长途跋涉。况且，学生“消失”后的遗留问题，还要他出面善后。侯仁之明白 ，滞留北平，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和更严峻的考验。眼下 ，日美关系日益恶化
，燕园这座孤岛的平静，恐怕很快也要被打破了。1941年12月8日，一大早，侯仁之骑车赶往学校，远远就看见日本兵把守着南校门。他敏锐地掉头回家，可还没到家 ，又望见老于妈斜倚在门边 ，频频冲他摆手。侯仁之立即就近躲起来 ，直至中午才敢回家，原来，日本宪兵已经来过。侯仁之的第一反应是找到陈絜 ，商量怎么办 ，可此时的校园已被日本人重重把守
。12月9日，侯仁之冒险从西校门混进学校 ，刚进校门
，就看到日本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，正在逐个检查被驱赶出校的学生 
。进退两难时 ，一个熟人突然挤过来 ，压低嗓子急切地说：“你怎么还站在这里！日本宪兵已经开始捕人了，还有人说你也被捕了 ，还不赶快离开 ！”此时他还不知道，前一天，陆志韦等师生已经被逮捕，就关押在正对西门的贝公楼。陈絜当时恰巧不在校内，而是在城内祖父故居暂住
，深夜从广播中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天一亮就直奔火车站，幸运地逃过一劫。夏仁德原本也有机会逃离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同为外籍教授的林迈可和班威廉闻讯，迅疾驾车前往西山。夏仁德计划过与他们一起走 ，但想到心理系办公室存放的秘密资料 ，想到家中秘藏的上百册“禁书” ，他不愿一走了之。这些资料和“禁书”，都是地下党员寄存的，如果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夏仁德留了下来 ，资料和“禁书”被他全部销毁。第二天，他被日寇逮捕，先是软禁在东交民巷 ，后被关到山东潍县的日军集中营 ，直至1943年9月日美交换战俘
，方才重获自由 。夏仁德被捕的同一天，司徒雷登亦在天津被捕，开始了近四年的软禁生活。侯仁之原以为日寇会很快上门。即将临产的夫人已回到天津岳母家，他自料送学生去解放区行事十分机密 ，为表问心无愧 ，干脆坐等敌人上门
 。然而 ，不知是大战初起日寇一时疏忽，还是风头已经过去，侯仁之等了几天，居然没有任何动静
。学校进不去
，他实在牵挂家人 ，便决定也去天津，临走前大大方方留下天津的住址，此举用意不言自明 ：并非有意躲藏，要想捕人 ，我在明处。12月28日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76号 ，正准备撰写论文的侯仁之果然被捕。在天津花园街的日本宪兵队关押一夜后，他被押往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而立之年的侯仁之 ，即将面临人生最严峻的考验。洪业“爱国训练的第一步”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位于北京大学原址的沙滩红楼 。1937年北平沦陷后，这里很快被日寇占领 ，可恨楼内地下室竟被改造成牢房，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成了多少爱国志士遭受迫害的牢笼
。侯仁之被推搡进地下室 ，定睛一看，牢房里已有一人，原来是燕大学生孙以亮 。这位孙以亮，就是后来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 。他的哥哥孙以宽
，则是侯仁之送进解放区的学子之一。师生相逢，却是在这样的地方
，两人有太多话想说
。可囚在牢里的人哪有自由可言
？巡逻的宪兵一旦发现“犯人”互相讲话，冲进来就是一顿毒打。孙以亮进来得早，略有一点经验，两人尽量把头靠近躺下，腿脚伸向不同的方向 ，再把手巾盖在脸上，假装遮掩灯光，实则低声交谈。侯仁之这才知道，燕大有20多名师生被捕，自己的恩师洪业和邓之诚也被关押在此地。孙以亮告诉他 ，自己被捕
 ，是因为参与演出了带有抗日色彩的话剧。侯仁之不由想到自己：难道送学生去解放区一事暴露了吗 ？就在他忐忑不安时，一天早上，一个打扫过道的人路过，忽然把一个小纸团扫到了他坐着的地方。打开一看，他一眼就认出是学生刘子健的字迹 。刘子健与洪业关在另一个牢房 ，已经过完堂。纸团上的几句话，侯仁之终生未忘，在过堂时“先侦察思想 ，后侦察行为 。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
。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纸条最后还写道：“看过纸条之后，立即毁掉
。”这里所说的“学生西游之事”，就是指护送学生翻越西山投奔解放区，看来，日本人对此并不知情。这个信息至关重要，侯仁之如同吃了定心丸 ，对于即将临头的审讯，有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那么，严密看守的牢房内 ，纸
、笔从何而来？纸团又如何准确无误地传递给侯仁之？许多年后 ，女儿侯馥兴在刘子健的回忆中找到了堪比小说情节的答案：有一次 ，我乘宪兵在笔录口供时 ，将桌上一支铅笔 ，偷偷拨入袖中。又举手打呵欠 ，使铅笔滑到上臂部分的袖筒里。接着，便和洪先生在半夜商议最有问题的是侯仁之先生！《燕京新闻》曾披露南下学生名单 。大家又都知道侯先生负责 ，这是铁证，自己留下的。应当怎样应付呢？听宪兵的口气 ，知道他们除此以外，别无所知……侯先生在押而尚未被审，最好先告诉他做一种准备。于是用牙齿把铅笔木杆咬去，留下铅条，藏在板缝中，半夜在手纸上写信……（打扫过道的人）遵命而行 ，便把这小条从我们屋中“扫”到侯先生屋中。打扫过道的人原是即将释放的“犯人” 。不知日本宪兵是心大还是愚蠢，这些被捕的人多少都有抗日色彩，日本人却规定在开释之前，“犯人”要服几天“劳役”，允许他们在各牢房间“自由行走”
，打扫过道 。掌握了敌人的底牌，侯仁之被提审时果然有惊无险。日本宪兵丝毫没提起学生去解放区之事，只追问南下学生的路线 、名单。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而且学生早已离开，此时写出名字也不要紧 。侯仁之坚称，学校只管培养人才，绝不干涉学生毕业后的出路
，而后写下一些家在南方的学生名字。日本人无可奈何，最后只能安给他一个“以心传心 ，抗日反日”的罪名。日寇似乎没有对侯仁之施用残酷刑罚，这绝非他们心慈手软。历史学家邓之诚的《南冠纪事》记录了惨不忍睹的狱中见闻 ，“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 ，有批颊 ，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 ，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，以足蹴腹
，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
，最为惨苦，往往有至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对于学者 ，日寇妄图利用他们的声望为自己涂脂抹粉  ，才会用软硬兼施 、威逼利诱的策略。但平日埋首书斋的教授们，自有知识分子的气节 。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陆志韦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作风，敌人要求他写悔过书 ，他却在日本人提供的纸张上，写下力透纸背的四个大字“无过可悔”。史学家洪业临危不惧，日本军官问他：“你为什么抗日
？”洪业侃侃而谈 ，仿佛在发表演讲：“我是研究历史的……我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用武力来占领别的国家 ，把别国人民当奴隶，镇压别国人民的意志 ，只能暂时收效 ，因为一定会有反应的 ，而最后一定得报应
，报应来时 ，压迫者有时比受害者更惨。”虽没有用刑，狱中的虐待欺辱却不少  。侯帆星向记者回忆，父亲过堂时，鬼子上来先打了个大巴掌  ，眼镜都被打得不知去向。邓之诚曾写道，有一次张东荪先生与他谈话，被看守发现后 ，携桶水至 ，倾水泼下，衣袂被褥尽湿。张先生不堪凌辱
 ，与看守厮打，数次自杀以示抗议。幸亏难友营救及时，得以不死。被捕教师中，侯仁之年纪最小 、职务最低 。铁窗禁锢，无纸无笔 ，看守只见他泰然静坐，却不知年轻学者心中正默默构思北平都市地理的腹稿 。侯仁之并非不担忧 ，但前辈先生从容自若的气度 ，驱散了他的焚心似火。有一段时间，他与陆志韦关在一起，时值寒冬，冷不可耐，陆志韦即坐行柔软体操 ，还低声对他说：“这是爱国训练的第一步。”而与社会学家赵承信同囚一室时，赵先生完全不以犯人自居，竟拉着他论学谈道。两人有问有答，一个介绍都市社会学和人文区位学，一个讲解北平历史地理、京绥铁路沿线地理以及黄河 、运河水利开发史 ，谈到高兴处，甚至忘了身在狱中
。这些狱中的思想碰撞，或许正是《北京都市地理》腹稿的重要灵感来源。1941年 ，燕京大学被日军霸占，成为日军病院位于北大未名湖南岸的赖朴吾、夏仁德墓侯仁之夫妇与女儿侯馥兴“经颠危骇浪，三十而立”1942年6月18日
，侯仁之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至此，侯仁之结束了半年的狱中生活，但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缓刑三年 ，意味着他的一举一动都将处于日寇严密监视之下 ，若因事外出，必须事先报告。而且，取保开释还要有一个担保人，侯仁之的家人都在天津，他在北平举目无亲。为难之际，曾帮学生注射疫苗的吴继文大夫伸出援手，以自己开设的“光明诊所”做铺保 ，侯仁之终得出狱。在天津岳父母家 ，出狱后的侯仁之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四个多月的女儿和妈妈躺在一起
，侯仁之觉得“像一条大船旁边的一条小船
，一条小救生船”。这个女儿就是侯馥兴，她的名字原是“复兴”，寓意日本战败，中国复兴。终与家人团聚 ，侯仁之却难掩心中隐忧  。当初送学生离开后，他用小字在极薄的打字纸上详细记录了每个学生的资料：姓名
、个人情况、联系的办法 、离校的日期和路线以及学校提供的资助等。这份名单装在一个大信封里，保存在历史系办公室。在狱中时，他每每想起此事 ，就坐立不安
，如今自己暂时平安，但这份名单终究是个定时炸弹
，一旦落入敌人手里 ，且不说自己将再次入狱，还会牵连一大批人。侯仁之坐不住，决定以看望老师洪业的名义，去北平一趟。见面一聊，洪师告诉他，有些教工曾被允许回校取个人物品。侯仁之不禁喜出望外，按照老师的指点
 ，向宪兵队提出申请要取图书、钟表和钢笔 ，居然很快被批准了
。这天，一个持枪的日本兵带他进入历史系办公楼。一路上 ，侯仁之绞尽脑汁 ，怎样才能设法避开这家伙的监视 。没想到，一进二楼办公室
，鬼子就被一台油印机吸引了 ，好奇地摆弄着。真是天赐良机 ，办公室是一个套间，侯仁之按捺住内心的激动 ，装作自然地走进小房间 ，拉开抽屉一摸 ，信封居然还在 。他抓起信封贴着腹部，塞进紧扎的腰带内，再罩好外面的蓝布长衫。大功告成，侯仁之既高兴，又紧张
 ，顺手捡起一些线装书，连同一个织锦的椅垫，用带来的绳子捆作一包 ，就和日本兵下了楼。出校门时可能还会搜查，最好能在路上把材料处理掉，可旁边的日本兵看得太紧，侯仁之一直没找到机会。偏偏怕什么来什么，走到南校门，坐在门卫小屋里的日本宪兵突然走了出来，站在一米多远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侯仁之急中生智，一边拿着填好的单子给他看，一边开口说 ：“太君 ，钟表 、钢笔通通没有了，只有这些书籍
，还有媳妇送我的这个椅垫子了
。”那宪兵一声不响，只是恶狠狠地抓住侯仁之手中的一包东西，一下摔在地上，又嫌弃似的把他推到一边。侯仁之趁机捡起东西就走，一口气走到东墙外一个熟人家里，正赶上他家保姆用一口大柴锅烙大饼。他抢过去帮助烧火，趁人不注意 ，掏出那份记录，在灶火中付之一炬
。此后三年，侯仁之蛰居天津，时有汉奸便衣登门盘查，拉拢示好
，他都断然拒绝，一边在租界内教书维持生计
，一边潜心著述 。1942年下半年，他以蝇头小楷，将狱中打下腹稿的《北京都市地理》移于纸上。1943年4月
，被捕时正要书写的《北平金水河考》初稿 ，得以完成 。然而，蛰居平静的生活又一次被打破了，北平传来消息 ：孙以宽和刘子健相继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 。孙以宽是侯仁之送到解放区的学生之一 ，刘子健是燕园被封后同时被捕的“狱友”。两人对学生去解放区之事都知情 ，如果他们是因此被捕，说明日本人已经掌握了情况，那自己必将再次入狱，甚至难逃一死。侯仁之左思右想，为了避免再次落入敌手
，只有尽快离开沦陷区 。慌乱之际，他连南下的火车票都已买好 ，但夫人张玮瑛坚持 ，应将此事告诉洪业老师。她独自赶早班火车前往北平 ，傍晚回到天津时，一口气转达了洪师的两点意见：“第一 ，你不能走。万一事情牵连到你，却抓不到你，必然要抓你的铺保吴继文大夫和其他有关的人。第二  ，你不走，即使再次被捕 ，甚至被判死刑 ，燕京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 。”洪业的话分量极重 ，侯仁之改变了主意 ，留下随时准备着，应对更严峻的考验 。幸好，月余后消息传来，孙以宽、刘子健在狱中备受酷刑
，但都坚贞不屈，日寇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任何东西，最终不得不释放 。多年后，侯仁之在怀念恩师时感慨：“我所经受的最严重的一次考验 ，也正有赖于煨莲师（洪业，号煨莲）的教导，才得自告无憾于今生。”1945年8月15日 ，流寓津门的侯仁之终于等到了胜利结局，从短波中收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他喜不自禁，抱着3岁的女儿欢呼跳跃。一年后
，他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继续六年前被打断的留学计划 。1949年 ，沦陷中的狱中腹稿《北京都市地理》，最终呈现为侯仁之的博士毕业论文《北平历史地理》
。如今，抗战胜利整整80年，侯仁之早已故去
 。回望1941年 ，他的女儿侯馥兴说 ，《北京都市地理》写在敌寇入侵、国家危亡的时刻。它不仅是沦陷中的苦难习作，父亲更是以此明志 ：本业之不可废，志气之不可夺。“那一年父亲30岁，国家危亡时刻，经颠危骇浪，三十而立。”原文链接
：孤岛引路——1941年前后侯仁之的秘密抗战专题链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